在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中国经济增速尽管放缓，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名列前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指出，实际上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在扩大。“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左右，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4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增量是4万亿元人民币;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63.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增量是4.2万亿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说，尽管增长速度出现下降，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是不断扩大的，所以实际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市场机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中国仍有增长潜力和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站在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上，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还会保持稳定增长?

余斌：我觉得中国有条件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比如2014年，中国人均GDP7500多美元，大概相当于全球人均GDP的2/3，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们仍然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未来还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此外，到201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4.7%，要达到70%的比例，基本完成城镇化任务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未来城镇化仍然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东部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了，但在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总体来讲，由于中国这些增长潜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当这些潜力逐步得到释放时，我们有条件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有哪些?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应对?

余斌：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带来新一轮增速高涨。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也就是企业出现危机;第二个阶段是公共部门危机，就是政府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后，必然通过货币贬值方式来提升竞争能力，化解债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稳定。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人民币一个短期的小幅度汇率形成机制变革，就能导致全球的巨大波动。每个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不一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间也不一样。美国去年退出，今年开始加息，所以美元坚挺，但相应很多国家大幅度贬值，所以国际货币体系处在动荡过程，由此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是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波是欧债危机，第三波是新兴经济体的危机。从美国、欧洲，再转向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动荡中，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全球，而且影响在不断加大。

第三个问题是新兴经济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稳定增长。本世纪初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稳定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经济体表现仍相对较好，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比重大幅上升，对全球贡献也大幅上升。但这两年，整个新兴经济体稳定发展的趋势改变了。原来新兴经济体发展很好，有很多盈利机会，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而美元加息后，很多国际资本撤离，对新兴经济体冲击很大。如果占接近半壁江山的新兴经济体相对低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世界各个经济体自身面临矛盾不同，危机表现形式不同，所以每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应加强沟通协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中国新闻周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余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体是两个问题，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中高速平台上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这就要实现包括新增长动力的培育，旧动力的延续，营造一个新的发展氛围。二是生产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到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为主。只有通过创新，逐步改变在全球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逐步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生产上确立我们新的优势。

创新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阶段。我们的技术进步，过去主要靠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现在主要是跟随、模仿商业模式，真正的创新阶段还没有到，人才储备、技术储备还处于青黄不接，需要为下一阶段真正走上创新驱动轨道创造好的生态环境。

在创新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市场究竟应该发挥怎样作用，政府应该发挥怎样作用，政府如何看待成功看待失败，政府应该在哪个环节帮助企业创造效率，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等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如何走好这个过程?

余斌：对于新旧动能，我们要考虑问题的两方面，第一，不是原有动力不好，要抛弃。第二，要让原有动力尽量延续更长的时间，从而为培养新动力提供时间和空间。如果原有动力都没有了，完全靠新的增长动力，那么经济必然下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原有动力缓慢下降，使其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逐步减弱，但对经济增长仍发挥作用;同时，尽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实现新旧动力增长的平稳转换。

但是，原有经济增长动力大幅度萎缩，新动力还没形成时，容易出现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要尽量避免。所以，我们要做到原来100%靠原有动力，现在80%靠原有动力，未来原有动力比率逐步下降，新动力逐步增多，从而平稳转换。

如果哪一天原有动力下降到0%，也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完全靠服务业和消费支撑7%的增长会很难。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原有动力既有存在的必要，也有支撑经济增长的可能。这和中央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不矛盾。比如，我国人均钢铁拥有量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只是对钢铁需求萎缩后，钢铁企业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产能过剩，价格大幅下降，钢铁企业全面亏损，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国家可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需求，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有着巨大的市场，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某个产业在一个地区可能落后，无法生存，但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就可以降低成本，实现新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延续产业寿命。

同时，应该尽快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消费发展，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实现原有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这种方式尽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而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你认为，规划应该对经济发展做哪些调整?

余斌：“十三五”时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怎样能够避免系统性危机。因为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一个阶段结束，新的阶段来临时，往往是风险高发时期，很多国家通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迫使市场进行转型调整适应新的变化。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埋下很多隐患，如何避免系统性危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保障经济稳定增长，这是“十三五”规划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次，要实现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目标。改革要经过阵痛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第三，“十三五”是为创新驱动发展创造制度环境的关键时期，在这5年中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未来真正走向创新驱动发展，教育制度，科研制度，政府行为方式都要做出相应变革和调整。

另外，目前，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还会明显上升，因此，要建立起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让国际金融规则更有利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取得重要进展等。

编辑：KF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