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会谈。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事项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道路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25日结束对美访问后，习近平主席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演讲，并表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一系列对外行动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做出真实、客观、理性地解读，这样国际社会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及中国的行为。为此，人民网与《当代世界》合作，专门邀请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不同维度对中国进行分析和评论，供读者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是较为乐观的，但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积累也值得高度关注。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致辞中已经阐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对于中国经济出现的波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开始迈向中高端水平。在这个阶段，经济呈现出明显地减速态势。另一方面，从具体的经济指标——如关于中小企业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或者关于中大企业的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PMI——来看，从2013年1月开始到现在的两年半时间里，这两条指数曾三次击破50临界大关，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跌入相对收缩区间。但是，三次下跌之后又相继出现较强的反作用力，将PMI托回50以上区间。这说明，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下行压力，调结构具有很高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在临界线上下波动，显示出很强的韧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更不会像日本那样出现二十年的经济停滞。

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题

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题在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实现由“汗水”驱动的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中国过去35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土地的投入以及环境承载力的投入来实现的，即通过不断地增加投入来刺激产出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极限。因此，我们下一步需要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需要通过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来实现。

然而，这个转变对我们的企业来讲，难度是相当大的。要想从过去的低成本优势转向高生产率增长优势，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要想从过去的“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大程度上需要将我们过去35年的成功模式归零，即要从零点开始来探讨一个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就像是从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的企业面临“五缺”：一是缺技术，创新的技术来源从哪来。二是缺人才，包括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中高档的管理人才以及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三是缺品牌，缺渠道，缺售后服务的能力。四是缺资金。企业转型既缺乏间接融资下的银行信贷、银团贷款，也缺少进入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过去35年中，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都是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五是缺乏创新驱动的管理经验和能力。

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如何破解上述难题？李克强总理今年两会提出推动经济改革的双引擎。第一个引擎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引擎；第二个引擎我认为比“双创”更为重要和基础，就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需要全面深化政府职能改革，这对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说是最重要的。由于市场的短期性和逐利性，经济的脱胎换骨转型完全靠市场自身是无法解决；而要靠企业自己完成由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型，绝大部分企业做不到。因此，我们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将政府、社会、包括行业协会、大中小企业、上下游企业、产供销生产链、外贸等因素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协同转型。这又使政府自身的转型变得非常迫切。

一方面，政府要“放”，即简政放权，把手中的行政权下放到市场，下沉到基层，下沉到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进”，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政府还需建立“责任清单”，明确哪些责任是哪些部门必须承担的，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的转型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改革非常重要；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我们的企业、对地方、对国家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因此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是非走不可的。那么这个转型期会持续多久？至少在2020年，即“十三五”末可能都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地方以及这个国家来讲，都是淘汰弱者、大浪淘沙的时代。关键看谁能够适应未来转型调整和改革的新形势。如果还是“温水煮青蛙”，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走向死亡。

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形势比较严峻，我国外贸进出口上半年的增长率是-6.9%。要知道，中国过去三十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是9.8%，外贸的增长率都是在两位数以上，而且都是在20%左右。因此，外贸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对经济增长拉动比较强劲的一个重要引擎。但是2015年上半年外贸增长表现不仅不再是一个动力源，反而成为一个拖后腿的因素。

我们不禁要问几个问题：这个现象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全球性的？答案是全球性的。2015年上半年，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贸情况都不好。这个现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答案恐怕是长期的。全球贸易下滑至少已经持续三年，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外贸进出口的形势依然严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世界史的数据来看，凡是经济全球化时期，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凡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外贸进出口这架马车都是三驾马车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为经济全球化根本上源于三个驱动：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样，从世界史来看，凡是去全球化时期，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都是乏力的；它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都是熄火的。而现在为何经济全球化有熄火的趋势？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走到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究竟是继续向前发展还是要倒退？

我们能够看到的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年范本）、《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等，都是打着推行高标准规则的名义，把世界经济划分成一个个排他性的小区域。区域内的经济体能够享受开放平等的贸易往来，而区域外的经济体则被排斥在外。比如说TPP，如果TPP今年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个TPP成员国的产品将会受到歧视性待遇，被征收高关税，而TPP成员国之间却享受零关税。这样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零关税而离开中国，到TPP境内去完成TPP成员国之间的外贸。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欧美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因此他们都在着手本国的再工业化，而这种再工业化的方式却更多地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企业开始回到美国，欧洲的企业开始回到欧洲，日本的企业开始回到日本，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贸易本地化的回归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要力推TPP了。因为美国发现，在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成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而美国自己却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但美国并不认为这是自身经济的过度虚拟化而造成经济空心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失控，以及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的外贸需求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

虽然2015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是-6.9%，但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是提高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这些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持续增长。这就让中国面临着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即把我们今后的商品输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从过去的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延伸扩展到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就需要我们走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如何在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中继续使中国保持开放？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一是立足周边。我们有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有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升级版的中国和东盟“10+1”自贸区，还有涵盖本地区的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在亚太地区有两个竞争性的自贸区方案，一个是美国的TPP，有12个成员国；还有一个是中国参与主导的RCEP ,有16个成员国。这两个自贸区方案的领军者目前是互不兼容的，他们领导的自贸区方案并没有吸纳对方。如何破解这种局面？中国提出了包括中美及各自自贸区成员在内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这表明，中国的战略实际上是立足周边、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和恶性竞争，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地区主义的发展战略。

二是把自贸区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其他开放措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把开放机会和成果惠及沿线地区经济，进一步增进沿线地区民众的经济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三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澳大利亚是TPP的成员国，如果TPP协议达成，将严重冲击中澳贸易。但在2015年6月，中国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两国签约之后，中澳85%的出口产品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实现零关税；五至十年的过渡期结束后，澳洲100%的货物贸易产品、中国97%的货物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澳大利亚向中国服务业开放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措施，并给予中国很好的市场准入的投资条件。这样，TPP协议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的负面影响就被打破了。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

从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经贸进出口的形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变化以及中国在战略上的调整。中国开始用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通过构建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的深化。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引进外资的增长率是8.3%，同-6.9%的外贸增长率相比，“引进来”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增长了420%，技术服务和研究服务分别增长了46%和109%，通信设备制造增长了230%。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05年之前，外资到中国来是看中农民工、低成本土地和其他资源；在2012年之前，外资到中国来是看中市场的成长性和规模；而到2012年之后，外资到中国来看中的是高增值的服务业和高增值的制造业。一些外商开始把自己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更多地建在中国，这代表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也代表了整个中国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这会为中国企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提供更好的合作伙伴和商业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将面临高增值服务和制造领域的更大竞争压力，尤其是在中高层领域的竞争会非常的惨烈。但中国人的智慧从来不怕这样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不仅能够超越零和博弈，还可以努力探寻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策略。中国期望同其他国家一起，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共同拓展新领域，在互利共赢中寻找新的合作模式。总之，从2015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进行全球性投资、全球性生产、全球性服务和全球性的物流体系建设。因此，在新三十五年，针对外部形势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中国适应性的调整方向和开放发展战略的未来趋势。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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